“基础研究是创新的供给侧，创新是创新驱动的供给侧，而创新驱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供给侧。”两会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杨卫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喜欢在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大背景下谈自然科学基金，喜欢从战略层面谈自然科学基金。

  他介绍，总体而言，我国基础研究已经进入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的重要跃升期。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不断增长，2014年达到613.5亿元，比上年增长10.6%；研究产出数量与质量同步攀升，科技论文总量连续多年居于世界第二位。2015年，论文数量占到了世界总数的18.6%，而高水平论文比重快速上升到世界同类论文的21%，甚至超过了数量占比。我国在化学、材料、工程等优势学科之外的领域，也正慢慢开花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在全世界发表的论文总数中，约有11.5%标注获得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杨卫说。但他坦言，我国基础研究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原创成果少，能影响科学发展战略制定的大师级人物和世界级科学家也较匮乏。据他此前介绍，国际科研机构每年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在全球研究地图中溯源出100个新的爆发点。“前两年，我国仅有一个‘创新源头’，2015年也不过只有三四个而已。”

  如果将视野扩大到全球，杨卫认为我国基础研究发展面临难得机遇：“目前基础研究的一些重大成果，比如引力波的发现、上帝粒子的发现等等，都还主要以推演上一轮科学思想为主，能产生新的链式反应的发现还未出现。”

  在时代赋予的历史机遇面前，科学基金承担着支持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培养人才和团队、推动学科交叉等重要职责，是全面培养源头创新能力的主要战略支撑。

  国家对科学基金的期许直观地体现在资助金额上。“2015年，科学基金的国家财政拨款达到222亿元，比上一年增加14.5%；截至2015年12月9日，已批准项目40177项，直接费用214.58亿元。”杨卫说。

  肩头的担子越来越重，如何苦练内功，不断完善资助机制，科学基金一直在求索。“十二五”期间，科学基金健全法规制度，除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外，完善了28项规章制度，现有的17类资助项目均有相应的评审办法；在通讯评审工作中试点推广使用评审专家智能指派辅助系统，不断探索提高评审专家指派的准确度和评审工作效率的新措施；为促使评审专家认真阅读申请书进而提高通讯评审质量，试点在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中使用新的专家评审意见表格；设立间接经费，取消人员费比例限制等等。


  他详细解释了三个并行。

  首先是总量并行。一是在经费投入上，基础研究经费占R&D投入比例达到10%；国际合作交流经费达到与合作对象大范围等同体量。二是论文总量上，与美国差距进一步缩小。三是论文影响力上，论文总被引用数上升为全球第二；有1—3个领域达到第一；前1%高被引论文作者占全球10%；篇均被引数接近世界均值。

  其次是贡献并行。在热点研究方面，每年涌现10项左右里程碑式的学科前沿工作，热点论文排名第二，主导5%以上的学科前沿热点形成；学科发展方面，在全球学科地貌图上形成若干“隆起”区域；在人才团队方面，拥有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领军人才，学科全球前50位科学家占比进入前4，每个学科涌现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前沿团队，更多科学家进入世界主要学术组织的核心领导层。

  其三是源头并行。原创成果方面，面向世界科学前沿每年涌现3—5项具有原创意义的重大成果；创新基地方面，形成一批具有学科高地性质的研究中心；贯通成果方面，面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产出一批从原创到应用、支撑创新驱动发展的贯通性重大成果。

  “我们希望‘十三五’期间，基金委能成为世界一流的科学基金组织，经费能增加50%，基础研究的排名能从世界第四上升到第二，我国在重大科学问题上的贡献能不断增加，开始涌现出一批源头在中国的新的科学问题。”杨卫说，要实现这些目标，科学基金将实现依法管理、精准管理、柔性管理和差异化管理。

  “‘十三五’期间，《条例》可能进一步修改，增加问责的相关内容”，杨卫透露。精细化管理是指借助大数据等技术，加强专家辅助评审系统建设等。此外，针对不同类型的基础研究，科学基金实施差异化的资助。比如，对于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充分尊重科学家的学术敏感，扩大自主选题空间，鼓励自由探索；对于体现国家重大战略目标的基础研究，引导科学家在关系国家发展命脉的战略必争领域攻坚克难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