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LIGO宣布直接探测到引力波。听到这一消息，物理学家张新民委员激动万分，但也五味杂陈：“如果这是中国人做的该有多好！我们这一代人如果总是跟踪别人，就是不称职。现在能不能做些事情，在几年或几十年后产生突破性的成果？”

　　中科院院士、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崔向群代表也深有感触。上世纪80年代，她就听说一些欧美科学家在尝试利用激光干涉来测量引力波。三十多年过去，他们才终于听到宇宙的“呢喃”。

　　基础研究需要大量投入，短期内难见回报。一些部门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往往停留在口头上，难以落在实处。“现在一些科技领域的管理者，总是有些急于求成，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不太能接受挫折或者失败，希望马上就能看到成果。像这种持之以恒的投入和付出，在目前国内的科研体制中，比较难以实现。”崔向群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到2020年，力争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战略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这句话让许多科技界委员感到振奋，也倍感压力。

　　“原始创新不足，何谈驱动发展？”3月6日的政协小组会上，陈小娅委员第一个发言。“没有原始创新，就没有技术储备，也就没有创新驱动发展，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问题。对于原始创新、基础研究，现在仍重视不够。”

　　如何支持基础研究？在科技、科协界驻地四层不同的会议室内，都有委员提到同一话题——不可急功近利。

　　“基础研究的最大特点是不确定性，它体现的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对科学孜孜不倦的追求。它没办法保证成功，也没办法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基础研究的成果未来一定会回报给这个世界，只是需要时间。”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李景虹委员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正如量子物理学家潘建伟委员所说，牛顿引力提出好几百年，才被真正用到计算人造卫星的轨道；电动力学刚建立似乎没什么用，等到赫兹发现无线电波后一百年，互联网才为我们做出重要贡献。

　　“基础研究应该是一种纯粹的探索。但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填写项目申请的时候，一定得写清楚它的意义，写它能促进重大成果的产出，写可能发表多少多少篇论文。”物理学家万保年委员说，这是基础科研人员的无奈。

　　崔向群呼吁，得给科研人员一个安静研究的环境。“科研人员深入钻研一个问题，可能要十年、二十年。但你每年都来考核，那是不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

　　不仅仅是科研评价者急不得。李景虹指出，社会公众对基础研究的理解也有待加强。“老百姓也觉得，你做了研究，就应该立即拿出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在微生物专家黄力委员看来，基础研究的研究过程本身，就是在设置科学问题，它能够提升公众对科学的关注度，甚至激发公众的科学想象力，提升民族智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步入“十三五”，基础研究越显重要，科学家们需要一张安静、持久的书桌。“科研人员要沉下心来，沉入科学的本质，坐得住冷板凳。国家也要营造一个尊重知识、尊重规律、包容失败的科研氛围，给基础研究持续支持，给真正投入的科学家以时间和耐心。否则，将影响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影响我国科研成果转化能力，进而制约我们的产业转型和升级。”李景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