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从蒋家庄村走出来的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的下一个愿望是,村里千余亩地都能以“生态”的方式耕作和生产。

　　在山东省平邑县蒋家庄,村民们都知道,从2007年起,“蒋老师”就开始在村子里养牛和种地,但鲜有人说得清他到底在干什么。只知道他对种地“要求高”,不能用化肥,也不许打农药,更别说使用除草剂和地膜了。

　　这正是蒋高明的初衷。2007年,当他开始这场生态试验时,他就决定不仅要将有利于生态农业的技术应用在试验田里,而且要坚持“六不用”——不用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激素、转基因,以实现农业的“低投入、零污染、高产出”。

　　到今年,这场生态试验已经持续了8个年头。

　　对目前的试验结果,蒋高明甚为满意,“当初的设想基本实现了,甚至比预想得要好”。

　　如今,村民们议论的也不再是蒋老师如何种地,而是地里长出的东西卖出了好的价钱。但是,要不要像蒋老师那样去种地,村民们还在犹豫。

　　蒋家庄有个生态农场

　　从平邑县城到蒋家庄,首先要乘坐40分钟左右的公交车,在卞桥镇下再找一辆小三轮车接力剩下3公里的路程。

　　司机们对蒋家庄西岭的养牛场都很熟悉,当地人习惯这样称呼蒋高明的研究基地——弘毅生态农场(以下简称“农场”)。“有许多人去那里学习呢。”公交司机对记者说,“我去年拉过一车人都要去那儿。”

　　自从农场建成,这里就成了蒋高明和学生们的实验基地。尽管交通不算方便,蒋高明几乎每个月都会来农场,平日里也有学生在此作研究。每年的6月和10月,逢庄稼收播的季节,学生们则会成批地来,农场里也最热闹。

　　而眼下三月的农场还略显安静。农场里散养的几只鸡和鸭子正在专心地觅食,两只羽翼油亮略显丰满的鸽子在悠闲地踱步,几只狗眯着眼躺在地上晒太阳。农场被四堵墙圈了起来。大门的左边有一个1000多平方米的仓库,里面堆放着糠料,墙上写着“严禁烟火”四个大字。大门的右边,一栋两层高的小楼和一间平房紧挨着,平房的半边是实验室,半边是会议室,二层小楼上挂着三个大字——“科研楼”。

　　在科研楼,记者遇见了农场的科研助理曾彦,他长期驻扎在这里。算起来,这个26岁的小伙子来到这里已经整整4年。对于农场,他最熟悉不过了。

　　“现在农场有160头牛,是一个肉牛的繁育基地。”曾彦带着记者在农场四处逛。农场大部分的土地都用来盖了牛舍,这里有健硕的老牛,也有刚刚出生不久的牛犊。

　　在牛舍的旁边,是一个500多平方米的青储池。走近青储池,一股秸秆发酵而产生的酸香气味扑面而来。曾彦说,这是将农田里的秸秆回收,切碎之后堆垛,再进行自然发酵的结果,农场的工人就用发酵之后的秸秆配上精料来饲养牲口。

　　对于蒋高明的这场生态试验来说,这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当年,蒋高明提出“畜南下,禽北上”以保护草原生态,那么,又如何在农区利用秸秆来养活牲口呢?在蒋高明的设想中,农田里的秸秆通过这种方式被牛消化吸收,腐熟的牛粪和沼渣沼液作为有机肥再还田。这样一来,既解决了牲口“吃”的问题,也使得农田里的营养元素得到了高效、循环的利用。

　　在农场里,蒋高明还有一块试验田。自从他接过这块土地,就再也没使用过化肥,施的全是牛粪。

　　现在,田里正长着一垄垄绿油油的小麦,高度已经没过脚踝。曾彦说,等到六月,麦子就该收割了,秸秆进入青储池,地里再种上玉米。“去年,这块地里的小麦加上玉米,一共产了2500斤呢。”望着眼前的麦田,曾彦兴奋地说。

　　8年,都发生了什么?

　　尽管这块试验田里最新的数据令人振奋,但是,一开始情况并非如此。

　　这是蒋高明最早的一块试验田。8年来,他记录和监测着这里发生的一切。

　　“因为没有施化肥,最开始产量肯定不行。”蒋高明说,这就像一个人,以前每顿都能吃饱,突然不给饭吃了,就饿了。

　　何况,这块田是村子里的低产田。蒋家庄村村支部书记周京林告诉记者,之前这块地的土层只有15公分厚,原先只能种地瓜和花生。

　　2007年,蒋高明把这块地租了下来。

　　除了坚持用有机肥还田之外,地里长了杂草,他也不用除草剂,而是雇佣人工除草。他也不给农作物打农药,而是利用脉冲式捕虫灯来捕捉害虫。在他看来,农药就像灭火器,等火烧起来了,再用灭火器也不晚,但是“农民现在一看见虫子就用农药”。对于地膜,他也坚决地拒绝,因为“这东西对环境的污染太大”。

　　大约从五年前起,试验田里的产量开始慢慢增长。周京林说,“六不用”的方法现在是做起来了。

　　更令人兴奋的是,土壤质量也开始改良。

　　检测数据显示,2007年,20厘米内土壤层的有机质含量是0.71%,全氮的含量是0.058%;2014年,相应的数据增长到2.41%和0.247%。除了土壤营养元素和有机质升高外,土壤微生物和动物群落也开始恢复,多年不见的蚯蚓等回到了农田。

　　现在,踏在这块有机实验田里,记者的脚下一片松软。在土壤改良的同时,农场的自然生态也悄然恢复。“现在到农场一看,益虫增多了,益鸟也增加了,这是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蒋高明说。

　　8年里,蒋高明的试验从农场里做到了农场外,他从村民手里租下了几十亩地,不同的农田承担着不同的实验任务。在距离农场500米处,有一方约40亩的农田,这里是他租下的最大面积的农田。

　　麦子返青的季节,边上的农田几乎都覆上了农膜,而这片田里,坚持的是蒋高明的“六不用”。

　　“最开始这块地亩产才300斤,我都不敢再继续帮蒋老师种了。”受雇于农场的村民蒋庆礼告诉记者,“这两年产量上来了。”

　　这么多年,拿了30万元补贴

　　蒋庆礼拿着铁锹站在田里,趁着干活的间隙,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我自己的地里就用化肥和除草剂,一亩地一袋化肥,从厂里拿货,120块一袋,一亩地买除草剂只要一块二毛钱。”

　　在他看来,“蒋老师对种地要求高”,相应地,“成本也大”。“人工除草,一亩地的成本差不多就是80块,一亩地差不多施5~6方的牛粪,算下来得要五六百块钱呢。”蒋庆礼告诉记者。

　　一位村民也应和着“成本确实高”。停顿了一下,他问道:“不过,蒋老师这是公家出的钱吧?”

　　在蒋家庄,有这样想法的村民还不少。“反正干什么,要的价钱都比别人贵。”从租地开始,蒋高明就享有这样特殊的“待遇”。现在,他已经坦然接受了这样的事实。

　　如果说,最开始蒋高明的这场试验有课题与经费的支持,那么,再往后,蒋高明就需要不时拿自己的钱填补。他把当选为山东省人民政府泰山学者的50万元津贴投进了农场,这两年,农场有了一些收益,钱又都统统返了回去。

　　2014年,蒋高明终于有了一笔“意外进账”。平邑县畜牧局给了蒋高明30万元,作为养牛的补贴。“好像是这么多年的第一笔补贴啊。”蒋高明自嘲。

　　蒋高明认为,虽有补助的政策,但执行起来才知“可望而不可即”。“譬如青储池,要求自己出200万元,才补贴100万元。一般的农民谁有这个能力?”蒋高明反问道。

　　有趣的是,政府对农场的支持态度颇为微妙。

　　一位村民告诉记者,每逢有视察、参观,领导们往往都不会落下农场,往上头总结、汇报,农场也是模范样本。但是,“分管领导不抓这个,也不谈什么补助或优惠”。

　　“态度肯定是支持的。”村里的书记周京林想了一想,告诉记者,“现在确实还没有什么实际行动。”

　　产品卖出了好价钱

　　虽然这些年一直为农场持续进行投入,但让蒋高明高兴的是,现在农场的产品似乎“找到了市场”。

　　2013年8月,曾彦在淘宝网上开了一间店铺,如今这间店铺已经“三钻”了。这还是在店铺的产品为数不多,又无法持续供应的前提下的销售量。

　　除了有销量,农场产品的口碑也相当不错。在淘宝上,挑剔的买家往往对赞美格外吝啬,但在店铺里的评价里,不少人用“非常好”“真棒”,甚至大段的文字来为农场的产品点赞。

　　“我们的农产品到底好不好,看得见,测得出,吃得出。”蒋高明对自己的有机农业的产品信心满满。他给记者看了一张统计表,“现在除了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其他省份的顾客均有购买,而且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购买人数越多。”

　　如果用数据说话,农场的产品也“经得起考验”。“比如苹果,我们找第三方检测机构做了191项农残检测,全部参照欧盟的有机食品标准,其中191项农残190项达到欧盟有机标准,1项符合欧盟食品标准。”曾彦说。

　　“多菌灵这项中国的标准是0.5mg/kg,欧盟普通标准是0.1mg/kg,而欧盟有机标准是0.01mg/kg,我们的是0.022mg/kg,稍微高了一些,但也仅是欧盟普通标准的1/5,国家标准的1/20。”

　　自从开了淘宝店,曾彦就买了一辆红色的三轮车,为了方便寄快递。只要有订单,他就骑着三轮车带着货去镇上发快递。据曾彦估算,去年淘宝店的营业收入,大概能有十几万元。

　　村里人也渐渐知道,蒋老师的东西能卖出好价格,一货难求。

　　“我市里的亲戚听说我帮蒋老师种有机田,还问我要呢。”蒋庆礼说,“我说蒋老师的货都卖完了,我自己种的不是‘有机’。”
　　
　　蒋庆礼说,虽然蒋老师田里的产量不比自己的田,投入也大,但是“卖得价钱高”,其实“也一样”。

　　蒋高明明白,村民们现在也都在等着市场的反馈。“对农民来说,他们需要的是切切实实的增收。”

　　周京林向记者道出了村民们的隐忧:“如果大家学蒋老师搞有机农业,前几年减产怎么办?头几年产出的产品不能算作‘有机’,卖不出有机产品的价钱,那么谁来补贴呢?”

　　创立自己的标准和品牌

　　如果弘毅农场也是一株麦苗,那么,它的长势让蒋高明喜出望外。

　　“现在要攻克的就是杂草。”坐在办公室里,蒋高明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如果把这个技术问题解决了,那可以说,生态农业在技术环节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了。”

　　现在,除杂草依然依靠人工,蒋高明期待用技术手段来解决,这样一来,他倡导的生态农业模式将有更低的成本和更明显的优势。

　　如果再往更远处想一想,蒋高明说,他希望能树立一个品牌,有一套更严格的标准。“但是到时候不需要认证,大家认这个品牌、买它的产品,就意味着对标准的认可和品牌的信赖。”他说,日本守护大地协会对他有借鉴意义。

　　除了对自己的期许,他也希望政府和相关部门对生态农业有更多的关注,采取真正的实际行动。

　　“我理想中的生态农场首先肯定是要生态平衡,生态是多样的、结构是完整的。”蒋高明说,虽然现在农场发展得挺不错,但离自己的理想状态尚有一段距离,“农业生产方式不再破坏自然和环境,产出的是优质的产品,能卖出好的价格。通过消费,资本再回到农村,人们也不再挤向城市,而是在农村就业,这样城乡也就能实现和谐。”

　　“当然,这有点儿理想化了。”说完这番憧憬,蒋高明顿了顿,“不过,我相信,还是能实现。”

　　曾彦接下来要忙的就是村里另一处园地的建设。这块场地刚刚谈下来,院子里还有些乱,工人们正在把院子里的树拔起来,移栽到农场去。“以后这边会是我们的仓库。”曾彦指着一排新装修的平房,“下次来,你就能看到一个整洁的生态园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