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年岁，最早的记事文字，如甲骨卜辞、殷商铜器铭文，是散文的发端。而《左传》《国语》《战国策》已经具备成熟的散文形态，它们开启了叙事文学传统的先河。先秦诸子的文章，皆诞生在一个极其自由的历史语境中，百家争鸣的话语氛围，使之走出了一位又一位大师: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他们的文字，或辩或论，以其逻辑严密，想象奇崛，成为说理散文的瑰宝。

一
早期的散文，还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散文只有真正成为一种个人化的情怀抒写，它的文学性才被完全地释放出来。我们今天所指的狭义散文，虽然已经明确了文体的归属性，但情与理、虚与实的争辩，依然不绝于耳。情、理、虚、实，皆由心灵统摄，散文需要的是至情而非虚情、需要的是至理而非歪理;散文的虚，指的是空灵，是无羁无绊，是想象的辽阔与渺远!那么实呢?我以为实最为关键，它必须依托真实的、触及内心的体念，这看似是一种主观的东西，其实它来自客观的映照。散文是内心的蕴发，只有关乎痛痒的文字、关乎生死情结的文字、关乎道德人伦的文字、关乎爱恨情仇的文字，它才会产生心灵的激荡，于是，那一枚枚汉字，便会以诗意的涓流涌出……

明清以前的散文，我们很难进行文学的甄别，何为广义，何为狭义，能分得清吗?先秦诸子的散文，虽偏于说理，但依然有极强的文学性，如庄子的文章，它以丰富的寓言、奇妙的想象，形象情感与逻辑思辨融合一起而独树一帜。

庄子的语言汪洋恣肆，天马行空，其内在的抒情性更是显而易见的。并非所有的说理文字都耽于理，情的隐逸性在早期的文章中多有显现，即或是《论语》那样的“语录体”也充溢着浓浓的个人情怀。如“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寥寥数语，道出了一个长者对一个晚辈品格和修为的赞赏。这情很真挚，完全出自内心。

事实上，一篇散文没有绝对抽象的理，当然也就没有绝对抽象的情，而情与理孰轻孰重，则起于一篇文字所要表达的主旨。诸葛亮的《前出师表》，本是一篇陈情言事的特殊文体。但这篇文章看似说理，但通篇却被情纠结着、缠绕着，这种情有对先帝“三顾茅庐”知遇之恩的追怀，有对夹缝中求生存的蜀国处境的担忧，有对后主刘禅的劝勉和嘱托。这是一个忠贞之士临别的话语，他时而像一个臣子般谦恭，时而像一个长者般威严，文字中有太多的放不下，太多的挂怀萦绕于胸，而归结到一点，就是对刘禅的勉励、劝谏:“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文章中的理，被情托着，这理就不是空洞的，它是情理。因此，这篇千年前的文章至今尚被人称颂，原因不在文章本身。诸葛亮内心敞亮，话语间浓缩了他的人生际遇、治国方略、处事原则、品德操守，这是发乎于心的东西，是不加修饰的自然流露。

二
中国早期的散文总体上是倾向于说理和叙事的，这似乎形成了一种风尚。伴随着历史行进的步伐，这两类文体愈发凸显其耀眼的亮色。西汉是个伟大的时代，它的功绩不仅仅是一代帝王开疆拓土的气度，而在文化的天空下，也是峰峦耸立，这些巨擘、骄子，构成了一个王朝飞扬、延续的气韵:贾谊、董仲舒、刘向、司马相如、枚乘、杨雄、司马迁……他们中间，洛阳才子贾谊，流光溢彩，可惜陨落得太早。他的政论文章颇有战国策士遗风，《过秦论》开篇就气势如虹:“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贾谊的政论文章情感饱满，文字犹如长江大河，内在张力极强。

在西汉熠熠闪烁的星座之中，司马迁是最为灼目的那一颗。《史记》是古代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赞之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是传记文学的开端，尤其是在文学叙事上，成为后来很多文学类别效仿、借鉴的楷模。“《史记》由五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勾连天人，贯通古今，在设计上颇具匠心，同时也使它的叙事范围广泛，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图画。”

散文的发展，是在继承与否定中前行的。之后，兴起的唐朝古文运动，从内容和形式上完成了一次对散文的整饬，广义的散文向文学性的散文(狭义散文)过度，就这一点来看，韩愈、柳宗元功莫大焉，抛开政治色彩不谈，在程式上，他们一改散文的腐儒之气，文体的形式和内容趋向于灵动，自由度增强，文学的纯度提升。或者可以这样认为，唐朝初步建立了散文的美学规范，用当下一个比较时髦的话语，就是说他们的文章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文艺范儿”，我们从韩、柳身体力行的写作实践中就能看到，二人的文章无论辞采、技巧都突破了以前的框架，文章一改旧貌，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韩愈是一位辩士，它的杂文以犀利见长，而他的祭文、碑志更是抒情散文的精品。夜读韩愈写给亡侄韩老成的祭文，禁不住鼻眼酸涩，热泪抛洒:“一在天涯，一在地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想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彼苍者天，曷其有极!”整篇文章韩愈使用的是散体，情感起伏如浪涌波翻，尤其那一声悲号“彼苍者天，曷其有极!”，简直像重锤击在人心上。

柳宗元的人生遭际不同，他一生都在颠沛流离的贬官途中，宦海沉浮，造成了心理上的变异。他的孤傲、愤懑、犹豫、愁绪，在文字中得到了宣泄，他将个人情感完美地融入对世事、环境的认知中。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在今天看来，是最具“文艺范儿”品相的作品，著名的《永州八记》是其代表作，而“八记”中的《小石潭记》尤为人所称道。柳宗元在不到三百字的短文中，为我们精致地呈现了一幅山水图，其构思之巧，文笔之妙，让人读后怦然心动。短文明面上是写景，内里却隐然表现了一个被贬者孤寂、凄苦的心态。

三
散文到了宋代，文体意识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在表现性灵的抒写上，更加具备审美性，虽然从广义和狭义上来区分散文，仍然难以找到准确的分界点，但那种文学品相的散文，却是鹤立鸡群。如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秋声赋》、苏轼的《喜雨亭记》《前赤壁赋》、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这些篇章，都具有极其鲜明的文学色彩，写景状物，意趣天成，景是情中之景，情是景中之情，文字与心灵相呼应: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苏轼《前赤壁赋》)

这样的语言技巧、语言表现，只有苏轼才能信手拈来。而这景中情、情中景，看似超然物外，其实恰恰道出了苏轼的人生哲学:进退自如、宠辱不惊，一种对生命豁达的态度。同时，能深切地感受到，苏轼是在用美的眼光、爱的眼光拥抱世界，这自然就使得他的文字，宛若荷花带露，纤尘不染。

唐宋后的散文，细察之，则会明显感觉到情感在逐渐趋于外化，说理、叙事则慢慢退到了幕后，成为情感的附属，而为情所主宰的文字，它的个性特征、美学情趣，被作者毫不掩饰地表露无遗。明清的小品文，除了自由、随意，其文学的味道、文学的品相，已是相当的醇厚和酷似。如袁宏道、张岱、袁枚等，皆是小品大家，他们放言无忌，写生活、写性情，看似琐碎，却格调高雅，情感率真。晚明的张岱是小品文的高手，他的文章，清新秀美，体念真切，善用白描，在表现个性化、情趣化方面不落俗套，文笔细腻传神，常有惊人之语:

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张岱《湖心亭看雪》)

“一痕”“一点”“一芥”“两三粒”，作为单纯的量词，它没什么特别，张岱在那样一个阒寂无人的大雪天，他的思绪是何等的清旷，他与汉字的会晤，让情感在一种极其温馨的熨帖中，产生了难以扼制的快感，于是，百代之后，或许更远的将来，我坚信这些文字还会一直活下去……

四
“五四”以后，白话取代文言，散文在文体上被细化，分为杂感、随笔、小品、美文，经过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林语堂、朱自清等人的努力，散文悄然步入文学殿堂。“‘散文’与其说是一种独立的文类，不如说是除诗歌、小说、戏剧以外无限广阔因而也就难以定义的文学领域。”这就是说，在广义和狭义的区分点上，散文的文学性如何确定，依然没有形成相对统一的口径。“考虑到散文在中国的源远流长，在建构文学时，学者们略为变通，于是有了皆大欢喜的‘四分天下’说。”何为“四分天下”，说白了，就是一种座次的排序，即诗歌、小说、戏剧、散文。

诗歌为龙头，而散文叨陪末座。这样的结局非常难得，至少散文在文学的队列里有了站立的位置，这个位置得之不易，他是无数大师用自己执着的探索和斐然的文采，叩开了那一扇辉煌的门扉，至此，文学恢宏的大厦才有了奠基散文的柱石……

“五四”是散文的发展期、繁荣期和成熟期，尤其是富有个人情趣特征的散文小品，一时成为散文园圃里的奇葩。在文体上，它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一方面借鉴西方的笔调体式，另一方面汲取明代小品的传统养料，在革故鼎新上促使了散文的进一步蜕变。对此，鲁迅曾大加赞赏，认为“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里不朽的名篇很多，如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周作人的《乌篷船》《故乡的野菜》、俞平伯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冰心的《往事》(二篇)、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这些散文小品，既有传统的滥觞，又有“欧化”的影子。

《春》虽是篇小品文，但它欢快的格调，极富感染力和表现力的语言，却充满着诗的蕴藉之美。朱自清的散文语言精致，却又不失朴素，他善于使用口语，常在一种温柔敦厚的气氛中，意境得以拓展……

五
散文一路走来，它仿佛一直在“瘦身”、在裂变、在超越，这样说是否贴切，尚待商榷。广义的散文到狭义散文，这实际上是一个蜕变过程。散文在曲折坎坷的行走途中，它不断在为自己减负、不断向个性化写作的方向迈进。同时，行走也是生命出现“裂变”的过程，那些从散文的身体里走出去的生命，它们不再是散文的附庸，而是自觉完成了浴火重生的涅槃。如杂文、报告文学、人物传记等，其自身光芒丝毫不逊于散文。

杂文自不必说，它经鲁迅的培育和推动，已经成为影响深远的一种文体。报告文学诞生于“五四”时期，虽是舶来品，但经过一代又一代作家的悉心耕耘，文学的园地也是花团锦簇、佳果逸香。“作为50—70年代的散文概念‘泛化’的翻转，‘窄化’成为新的趋势。将叙事形态的报告文学和议论性形态的杂文从散文中剥离，或加以适当区分，似乎成为‘共识’。

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针对散文创作，肖云儒曾提出了“形散而神不散”的观点，这个观点的文体意识是紧扣散文而言说的，是就个性化散文写作中必须遵循的路径而言说的，它的确指性不言自明，在今天看来，“形”与“神”依然是散文的根本所系，丢掉了它就丢掉了散文的衣钵。

散文的“形”与“神”是散或是不散，这只是个理论问题，创作更多的是一个实践过程，这个过程充满着太多的变数，作家写作不可能去套用事先设定的框框，好的散文、揪心的散文、读了让人的灵魂为之颤抖的散文，是不受固化的程式绑缚的。一切从心灵淌出的文字，都是不由自主地、情不自禁地，这样的文字至情至性，痛快淋漓……

散文，从远古走来，它身上所弥散的古色古香的气息。传统是血脉也是基因，散文的“瘦身”是时代的进步，但我们不要忘了我们该秉持的是什么?狭义的散文，不是狭隘的散文，追求个性并非放纵个性，散文的外在美和内在美应该是统一的、和谐的，一个伟大的时代，散文的声音是不能缺席的!散文之美，其美在真挚的情怀、独特的感受、深刻的思想，这是境界，也是作家的品格与修为。